1956年，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开始了由郭沫若和吴晗等考古学者领导的挖掘工作。这个决定在当时引发了广泛关注，但由于中国在考古技术上的短板，导致了对陵墓中珍贵文物的破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这一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严令禁止再次主动挖掘任何帝王陵墓。至今，吴晗和郭沫若依然因这次挖掘而备受批评，历史将他们永远铭刻在了耻辱的墙上。
1955年，吴晗和郭沫若联名上报中央，提出通过发掘明朝帝王陵墓中的文物来进一步研究和了解历史。最初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万历皇帝的定陵，而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这一提案激起了广泛的争议和反对声音。许多考古学者认为，尽管中国之前在仰韶文化遗址、北京猿人化石等方面有过一些挖掘经验，但那时的技术水平和对未知领域的了解，根本不足以支撑挖掘帝王陵墓的复杂性和风险。然而，尽管存在反对的声音，最终还是批准了这项计划，允许郭沫若和吴晗带领考古队开始工作。
展开剩余76%经过一年的准备，1956年，考古队终于来到了北京昌平区，开始挖掘朱棣的长陵。由于这是第一次进行帝王陵的发掘，队员们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年的努力却没有找到陵墓的入口。与当年孙殿英盗掘清东陵时的情况类似，考古队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孙殿英当时围绕清东陵找了几个月，最终通过威逼当地村民才找到了墓道口。显然，郭沫若等人并不打算采用类似手段，因此不得不将目标转向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然而，经过几个月的搜寻，他们同样没有找到献陵的墓道口。就在他们几乎放弃时，意外地找到了万历皇帝定陵的墓道入口。
虽然吴晗和郭沫若明白，相比长陵和献陵，定陵的文物可能会少得多，但在那时的情况下，已经没有其他选择。当考古队进入墓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定陵的墓门。然而，墓门却无法轻易打开。调查后发现，墓门背后有一根巨大的顶门石，它的作用是从内侧顶住墓门，防止盗墓贼的入侵。考古队员们带来了八米长的铁丝，并将铁丝弯成半圆形，伸入墓门的缝隙中，将顶门石牢牢套住。接着，他们把铁丝另一端和一根粗麻绳绑在一起，所有人齐心协力，终于将墓门推开，露出一条足以让人通过的入口。
进入主墓室后，考古队发现了三副棺椁，正中间的是万历皇帝的棺椁，两旁则是皇后和妃子的棺椁。当他们打开万历皇帝的棺椁时，一阵金光闪烁，原来那是万历所戴的金丝翼扇冠的光辉。万历的龙袍依然光鲜亮丽，尽管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丝绸的质感依然栩栩如生。更令人惊讶的是，考古队还发现了大量珠宝和金银器物，这些文物被小心地取出，列队搬运。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棺椁中还压着大批金锭、银锭等珍贵物品。
然而，由于当时对文物保护的认识非常有限，考古队员们没有佩戴手套，而是赤手触摸这些珍贵文物。这不仅让文物沾染上污渍，还因为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开始发生氧化。尤其是陶器和瓷器，原本色彩鲜艳、纹路精美，但接触氧气后很快变成了暗淡无光的黑色，原本细腻的花纹几乎无法辨认。而最为严重的损失莫过于万历皇帝身上那件龙袍，原本金光闪闪的绫罗绸缎在与空气接触后，逐渐褪色，变成了褐色，且布料开始严重破损。
如果文物能在挖掘后及时转移到适宜的环境中保存，或许损失会小一些。对于无机质的文物（如龙袍、书籍）应该保持在14至24摄氏度的温度和30%至55%的湿度下，而有机质的文物（如陶瓷、金属等）则需要在14至20摄氏度、50%至60%的湿度环境中保存。此外，光照也必须避免强烈的刺激。然而，考古队使用了强光手电筒，频繁照射文物，加速了它们的老化。由于当时没有适当的文物保护设施，导致了这些文物无法避免遭受严重损害。
事后，定陵周围的老百姓甚至可以随意进入陵墓，三副金丝楠木做的棺椁被拆解、砍伐作柴火，甚至万历皇帝的遗骸也不知去向。这一发掘行动虽然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定陵的文物，却对这些珍贵历史遗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令人震惊的是，不久后，郭沫若再次向中央申请发掘武则天的乾陵，但由于定陵的惨痛经验，周总理最终驳回了他的请求，并严令禁止再进行帝王陵墓的发掘。吴晗和郭沫若也因此事受到了永远的历史性指责，他们成为了定陵文物损失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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